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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股票2倍杠杆，源自东方IC

摘要：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早已不是个例，双方因一扇门引起的争执，时不时会登上社会新闻热搜。去年12月的一则悲剧中，青岛某小区门口，穿黄色工装的外卖员和穿蓝色制服的保安发生争执，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检索新闻报道发现，几乎每一例恶性冲突都发生在穿制服的场景之中。

很多外卖员在送餐的过程中，都会有“换衣服”这个举动。这是任昊和他的导师贺灵敏在田野调查中的发现。他们还发现，一个骑手在发工资那天，带媳妇去商场里买金首饰，保安不让进，后来他把骑手服换下来，穿一身别的衣服，就让进了。

“统一的制服既是职业符号，也是扁平化一个人的工具。”贺灵敏说。他们的研究基于对北方某城市三个多月的考察，以及与20多位骑手的访谈。通过与两位学者的交流，我们试图寻找外卖员与保安冲突问题中潜藏的社会心理。

其中最关键的疑惑在于，为什么底层劳动者站到了冲突的最前面，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却隐身了？

文｜解亦鸿 张萌

编辑｜陶若谷

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频发，却常常始于一件小事。任昊遇见过不少。他刚开始送外卖时没什么经验，保安看见他从正门进来，骂骂咧咧让他出去。阻拦遇得多了，任昊的脾气也逐渐暴躁，开始用脏话骂回去。有时顾客打来电话催，他耐着性子，请求保安打开闸门，或是从正门闯进去，等走远了，再回头骂保安两句。

他入职的是B市城区的外卖站点。2020年12月，他跟骑手们同吃同住了两个月。同站点所有骑手都不想接到那个纹身大哥的订单，他催单太狠，没5分钟就私信——“快点儿”，发来十几条消息，猛打电话。午高峰订单多，骑手几乎没空上厕所，也找不到公共厕所，为了报复纹身大哥，一些骑手直接在他家的楼道里撒尿。

任昊的对抗方式很文明，大哥越催，他送得越慢。在距离饭店100米的地方，他先点击“确认到店”，但不去取餐，再点击“商家延时出餐”，故意拖沓时间，用系统规则里可以判定的方式，让他干着急吃不上饭。如果服务员出餐太慢，他也学着老骑手的策略，直接走进后厨，自己盛粥、打包菜品，替服务员完成工作。

任昊如今在北京新动力研究院任职，做田野调查时，他还在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从事科研工作，他的本科老师贺灵敏刚好在人大读博。2021年2月，任昊在结束田野调查后，和贺灵敏一起在骑手餐厅做了20天深度访谈。

两人发现，外卖骑手的劳动空间里，有很多系统里不存在的“他者”。比如保安、服务员、站长，他们在系统规定的线性流程之外，把握着骑手的时间——许多大厦不允许外卖员走正门；坐电梯时，外卖员只能走外卖专属电梯或货梯；有些地方要求他们只能走汽车地库进出，外卖员需要一路小跑，避让轿车，贴着墙根跑。

当系统要求的快速和现实存在冲突，骑手违反交通规则，在路上横冲直撞，行人对骑手天然的印象就是，一个着急的、赶时间的人。当骑手穿上外卖服装，一些路人对他们天然有敌意，觉得骑手很可能要逆行，保安更是成为他们交锋最激烈的“天敌”。

这些不仅仅是任昊遇到的冲突，也是大多数骑手面对的问题。

保安是一个“关键性的他者”

极昼：深度访谈的16位骑手中，有12位与保安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什么样的？

任昊：他们大部分止于口角，也有骑手跟保安打过架，被看守所拘留了几天。我们站点的小马，跟一片科技园的保安闹过多次矛盾。顾客不想来园区门口取餐，死活要小马送到手里。他就骑电动车闯进去了。保安看见他，一直在身后朝他吼，“不许往里走！你看这园区里都是四轮车，哪有两轮车进来的？”小马进了园区，又找不到顾客那栋楼在哪，折返回来跟保安问路，那保安已经生气了，不给他指路，呛了他几句。俩人就这么吵起来。

极昼：那你作为骑手，应对冲突的方式在田野调查期间会有变化吗？

任昊：会。在冲突反复发生的过程里，我的态度不断改变。最开始我被保安故意无视，我常说些好话，“辛苦您”，“麻烦您开个门”，很多保安不正眼看我。我说“餐要超时了”，他还是不给我开门禁，让我原地等着，等到碰见哪个业主进出，门开了，我才能顺便进去，他也不拦我。

完全沉浸到送外卖的场景里，我越来越暴躁。这份工作会消磨你的耐心。有时我没跟保安说两句，就直接开骂，指着他们鼻子，骂各种难听的话。一次回家，我跟我爱人反思，“为什么我变成一个说话经常带脏字儿，经常骂人，脾气无比暴躁的人？”

但是好像我只要穿着外卖服和头盔，还没张口，从多数保安那里就能招来冷眼和恶意。

在一家医院旁边的高档小区，我送完餐，有个保安过来翻我车后座的送餐箱。我一开始觉得，“他凭什么能翻我箱子？”保安说是“例行检查”。晚上回宿舍，我问了其他骑手才知道，每个人的送餐箱都被那里的保安翻过，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偷东西。这很侮辱我的人格。后来他们再翻我箱子，我就在出门前，故意撞保安一小下，表达我的不满。

2021年冬天，任昊在B市送外卖。 讲述者供图

极昼：访谈中有4位骑手没跟保安发生过冲突，他们是怎么做的？

任昊：他们当面忍，背地里骂。我们有一个站点的骑手群，大家遇到特别跋扈的保安，就用手机偷拍他们，把照片发到群里一起骂。

我们站点公认的“单王”老刘，他跟保安就从没起过冲突。老刘是一个特别隐忍的人。他每个月送外卖能挣两万块，自己留两千块生活费，其他全转给在老家生活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老刘以前在工地搬砖，话不多，人很腼腆，做骑手后，因为不会说“您好，我是蓝骑士”，被站长罚抄100遍这句问候语，他不会写字，也硬写，硬抄，还真写完了100遍。他还学会了南方人那套，说漂亮话，管保安叫“帅哥”，管餐厅的服务员叫“美女”。

极昼：他们为什么愿意忍？

在美国，电力生产商今年的煤炭消耗量预计将增加19%，但矿商多年来一直在限制产能，这将把2021年的产量增幅限制在10%以下。这迫使发电机消耗最脏的化石燃料储备，并加剧了对冬季供应的担忧。

这与欧洲目前的基准价格形成鲜明对比，最近几周，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欧洲的基准价格一再飙升至创纪录水平。在荷兰的基准欧洲天然气期货前月合约在周二的交易价格约为每兆瓦时88欧元，或每千立方米约1150美元。但本月早些时候，该期货合约价格高达162欧元/兆瓦时，或每千立方米超过2000美元。

任昊：因为如果跟保安吵起来，送得更慢呀。比起保安，大家最怕的还是顾客。一旦迟到太久，顾客给一个差评，罚50块，顾客投诉一次，罚200。那个纹身大哥一边催一边骂，我已经很生气了，但还是好言相劝，不敢骂回去，那样会留下证据——他后面对我差评，我可以申诉，但如果我在聊天记录里跟他对骂，申诉绝不可能通过。

贺灵敏：老刘其实不“老”，我们做访谈那年他38岁，但他冬天在外面送外卖的时间太长了，脸上全是冻疮，看着像个小老头，大家就都叫他老刘。他是个孝子，性格本身就有许多中国文化中传统的隐忍，以前为了照顾父母，他只在乡镇附近的县城里打工，父母都不在了，他才去大城市。

还有一个很能忍的骑手，他是跟老婆离异了，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他也不敢跟保安起冲突，一旦打起来，闹大了，没人给他兜底。这个骑手从不骂保安，而且为了避免跟顾客闹矛盾，他总结出一套敲门手法——连续敲三下，等一阵子，再敲三下，保证音量能让顾客听见，也不至于太刺耳，显得着急，或是有负面情绪。

极昼：为什么骑手跟保安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贺灵敏：保安遵从物业系统的规则，将准入群体划分成“轿车车主—快递员—外卖员”三种不同的空间等级。我在做访谈的那段时间问过三个不同小区的保安，“为什么快递员的车可以进，外卖员就不可以？”

很多保安一下回答不上来，他没想过物业系统为什么设定这样的规则。只有少数保安会解释为，“不想让外卖员乱停乱放，而且他们速度那么快，可能会撞到小区的业主。”相比之下，快递员出入小区的时间算法不像外卖员那样精确到分钟，甚至是秒，他们因此获得了更多空间上的权利。

对于骑手来说，冲突是从数字空间蔓延到劳动空间里的。平台要求骑手快速送达，但是他在物理的劳动空间里，还需要跟一些关键的他者打交道。

比如餐厅的服务员，有的骑手取餐时态度不好，说的话很糙，服务员觉得被冒犯了，会故意放慢出餐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老刘愿意学着说漂亮话，管服务员叫“帅哥美女”，如果跟他们搞好关系，他送餐效率也会更高。

极昼：怎么理解保安作为一个“关键的他者”？

贺灵敏：的确有一些保安异化了自己被赋予的权力，他们不仅仅阻挡外卖员的进入，甚至用了侮辱性的方式。比如污蔑外卖员是小偷，以检查为名翻他们的送餐箱。

上个月我看到一条新闻，重庆一个外卖小哥在进入农贸市场的时候，被保安拦下，两人发生口角，保安直接骂外卖员“60%都是犯人”。这就不是两个系统之间的矛盾了，而是社会性的歧视，烙印在这个保安的意识里。

他可能接触过某一个外卖员，以前犯过法，从监狱里出来。我做访谈时也遇到过有牢狱经历的骑手。但他为什么犯法，为什么来送外卖，没有人去细究后面的问题，立体的、生动的个人，在社会性的歧视中被抹杀掉了。

任昊的老师贺灵敏。讲述者供图

立体的外卖员，被抹杀之后

极昼：“立体的外卖员”是被什么抹杀掉了？

任昊：我刚开始做田野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被抹杀”的过程。有时跑完一天很饿，我穿着骑手制服，去自己最爱的那家韩式烤肉吃顿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让我到外面等，不允许我坐这里。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我穿着外卖服，服务员就不会拿我当顾客，以为我是来取餐的骑手，坐在顾客的座位上，等着外卖出餐，是不合规矩的。

还有一个骑手告诉我，他在发工资那天，带媳妇去商场里买金首饰，保安不让他进，后来他把蓝色骑手服换下来，穿一身别的衣服，保安就让他进了。

贺灵敏：我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外卖员在送餐的过程中，都会有“换衣服”的这个举动。

统一的制服既是职业符号，也是扁平化一个人的工具。而系统想要的正是“规范”——公司有统一的服装，统一的话语，劳动者不能个性化。所有人的动作语言得是规范统一的，所以老刘被罚抄了100遍“您好我是蓝骑士”。

外卖员经常被突击检查，他们被要求在送餐途中停车，发自拍来检查着装。这就是系统想看他们有没有规范化，成为公司所需要的扁平化的个体。

但人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想办法。很多外卖员为了更方便进小区，穿便装送餐，被检查的时候，再快速戴帽子，换工服。

骑手的形象，在平台、系统的规约和要求下被重塑了。这种“他者化”是系统促成的。当系统要求的快速和现实存在冲突，骑手违反交通规则，在路上横冲直撞，行人对骑手天然的印象就是，一个着急的、赶时间的人。所以骑手穿上外卖服装之后，一些人对他们天然有敌意，觉得骑手肯定会逆行。

极昼：所以我们只看到外卖员和保安的矛盾，而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是隐身的。

贺灵敏：外卖员也会骂系统，但是仅限于对空间算法的指控。空间是很直观的。系统让他在送外卖的时候走进一个死胡同，他觉得系统“傻逼”。系统同时派来两个相反方向的单子，骑手没法拒绝，也会抱怨系统“为什么派这么远的单子”。这些是常态。

对于时间算法，我没看到骑手们骂过。空间算法的bug很明显，而时间算法被设置成公司的要求，行业的标准，甚至一个“赶工游戏”。

根据订单数、工作时长、准时率等繁杂的评定体系，骑手的等级可以被分为“青铜”或“王者”。像任昊做田野时的两个室友，每天一起床就相互竞争当天的订单数。骑手们的等级和每日榜单在系统里是彼此透明的。晚上收工后，他们发现其他骑手的单量还在上涨，常常酸几句，被激起了竞争意识，“这么晚了还在跑，他早晨跟我一起出门，人家一直跑到现在！”

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快，所以不会质疑时间算法，在他们的视角下，空间算法总是失算，但是时间算法没有失算过。

极昼：这种竞争意识会一定程度导致保安瞧不起外卖骑手、骑手也瞧不起保安么？

贺灵敏：从事保安、外卖骑手的很多都是男性。保安一个月工资三四千，是骑手的三分之一。骑手普遍认为，保安年纪轻轻就干这种轻巧活，是躺平、偷懒的表现。我们访谈遇到的骑手多数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农村，每月25号一发工资，他们就把上万块钱转给老婆孩子，自己留两千块生活费。在他们看来，“我做到了养家糊口，保安没有做到”，所以骂保安的时候也很有底气。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外卖骑手很看重“养家糊口”的能力，总是在彼此竞争——“谁挣得更多”。这种心理体现了男性的支配性气质，“养家糊口”也是他们衡量自身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有研究城乡流动的学者发现，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婚配选择问题上坚守支配气质，但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以康奈尔为代表的文化建构论者认为，用传统的男性、女性气质来研究性别差异并不准确，性别气质是多元、动态的，在不同空间中不断形塑。

极昼：外卖骑手的支配气质在工作中会有怎样的体现？

贺灵敏：事实上，外卖公司从招聘环节开始，就在有意识地利用并塑造男性骑手的支配气质。话术通常是，“收入高、15000元轻松赚”，“多劳多得，月入过万”。农村墙体的广告更是直奔主题：“外卖骑手当得好，买房买车没烦恼”“只要努力绝对钱包鼓鼓”……

但是外卖骑手和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是数字工人，先是在数字空间里受支配，回到物理劳动空间里，还要应对保安、服务员、顾客等多个关键他者。公司的管理制度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这就要求外卖骑手具备温和、讨好等行为方式，性别气质变成与“支配”截然相反的“从属”。

算法系统可以在各层级的数字空间中施行监控、惩罚等策略，规训男性骑手的言行。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骑手在最底端，上面是站长、外包公司、外卖公司。站长能查到骑手给用户打电话的每一通录音以及骑手的具体定位。骑手提前点击送达、超时、被差评或投诉，都会被罚款。公司利用惩罚机制将男性骑手规训成一个个无主体性的个体，他们在劳动中不仅同质化，而且温顺，谦卑。

任昊（右）与同一站点的骑手在骑手优惠餐厅吃饭。讲述者供图

极昼：面对这种管控和规训，骑手们会采取哪些抵御、对抗的方式？

贺灵敏：他们会在站点的微信群里一起骂系统、骂保安、骂顾客。说脏话是一个主要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任昊在融入这个群体之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他们在这种抵御中重塑自己的支配性气质，也找到自己的群体性的认同。

除了微信群，骑手优惠的快餐店也是他们常去的一个社群空间。我们的访谈就是在那里完成的。骑手们常聚在一起骂保安。有一个科技园的保安，对所有骑手态度都很差。

他用脚绊我，还牛哄哄地让我出去。我急了就骂他：“你××还挺牛逼。”他骂我：“三孙子、死送外卖的。”我就直接怼他：“你就是个狗东西，一条看门狗，只会汪汪叫。”我直接把脑袋给他伸过去，说：“你打呀，你这个怂货。”我让他打，他不敢，吓死他，怂货一个。 ——来自一位骑手对任昊、贺灵敏的讲述

他们是“以秽为器”的，用对骂反抗保安的无视，也暗地里跟保安比拼工资、工作的艰辛程度，用这种竞争找回自己的尊严感，重构支配气质。

原子化的个体与群体性的孤立

极昼：骑手社群内部的竞争，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

任昊：竞争最多的还是收入。我田野那会儿的舍友老王是个“小单王”，我跑40单就累得不行，他每天能跑60-80单，老王跟他的上铺小李，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竞争了，比谁开工早，晚上回到宿舍，比谁跑得单子多。像大单王老刘，他每天最高纪录能跑100单，一个月挣两万。发工资那天，大家在宿舍也互相试探，谁挣得多。他们既想炫耀，又怕自己竞争不过别人。宿舍里如果有人问发了多少，回答的人永远只说1万多，必须被追问好几次，他才愿意透露具体数。

贺灵敏：我在快餐店观察过很多次，骑手们三三两两地拼桌吃饭，但有个很年轻的男孩骑手，总是独自一人吃。他说话细声细语的，导致其他骑手都嫌弃他太“娘”了。这个男孩不能说很帅，但也非常端正，穿得也很干净，发型像是去理发店打理过。我问其他人，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吃饭，他们给的原因是，这个男孩总是利用自己长得帅，跟顾客卖萌，管女顾客叫“小姐姐”，在外卖软件里跟女顾客发私信，讨要打赏，靠“歪门邪道”赚钱。他们就都瞧不起这个男孩，群体性地孤立他。

还有一个年轻骑手，外号“小胖”，也总是形单影只。小胖被孤立的原因是，他总是偷懒翘班，其他骑手瞧不起他这种懒惰。但是小胖不在乎。他以前在老家做生意，挣过一年上百万的大钱，后来赔了，送外卖还债。小胖单身，没有家庭的负累，所以他跟其他人相比，是躺平的一个状态。别人六七点就开始跑，小胖睡到九十点钟才开单。遇上下雨天，小胖就把软件一关，躲在宿舍打游戏。

极昼：这个社群里有女性骑手么？

贺灵敏：非常少。任昊所在的这个站点没有女骑手，我们在那家快餐店里也没碰到过。站长告诉我，这片区域两个团队里只有一个女骑手，而且她是兼职，只跑高峰期，其他时间还是得照顾家里。真实世界里，女骑手仍然很少，自媒体呈现出来的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有割裂的。

很多骑手是结婚了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和媳妇两个人一起跑外卖，像卡车司机和卡嫂那样，两个人一起跑是不是挣钱更快？”他们告诉我，孩子在老家上学，媳妇要在家里照顾孩子。他们家庭内部的社会分工仍然是很传统的模式。

骑手们觉得，这个工作天然不适合女性，这是体力活，且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对工作中的风险是有自知的，不一定每天都摔倒、剐蹭，但是一定每天都会逆行，违反大大小小的交通规则，所以骑手们觉得，做这份工作需要有冒险精神。而且他们以工作性质和能力为界限，把女性排除在工作之外，也有助于他们重新确定自己“养家糊口”的身份和尊严。

访谈期间，贺灵敏（中）同丈夫、任昊（左）一起吃饭。讲述者供图

极昼：骑手们好像很依附于快餐店、宿舍这样的集体空间，他们在生活中是很孤独的吗？

贺灵敏：外卖骑手的孤独感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他从乡镇、县城来到大城市，这种孤独感是不分职业的、社会性的孤独；二是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他是一个被系统规制的原子化的个体，虽然他会跟各种各样的“他者”打交道，但是保安阻拦他，顾客催促他，加剧了他的孤独感、无力感。

在快餐店、宿舍、甚至是站点微信群里，他们一起骂保安，吐槽不讲理的顾客，不仅仅是一种发泄，也是消解孤独。他们发现，原来那个科技产业园的保安，对待所有骑手都很恶劣，原来某小区的那个顾客，勒令过许多骑手帮忙代买烟酒、帮倒垃圾。还有很多众包骑手，没有集体宿舍的生活，他们就更需要在快餐店里找人一起聊聊天，骂几句脏话。

极昼：在物业安全层面，一些城市做出了探索，比如在小区门口设骑手专属“路线图”；自主研发“骑码进门”APP，从身份认证、测速提醒、轨迹监控、违规停放等方面规范骑手行为；工会出资购买自行车赠送给小区，作为摆渡车……这样的举措能起到帮助么？

任昊：以我的送餐经验来说，用餐高峰时段，一个骑手手上拎着不止一份餐，让骑手骑自行车进小区“摆渡”送餐，根本不符合现实场景，餐怎么拿？放在自行车筐里会不会洒？车筐也无法同时放下多份餐。“骑码进门”APP等于让骑手在已有的外卖系统之外，又多了一层监管系统，与其说是规范骑手行为，不如说是层层加码。

这些举措在安全上或许是有益的，但他们仍然区隔了外卖骑手和其他群体。外卖骑手仍然是作为空间里的另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进入？这本身是一种排斥。从法律或管理层面，我们是否理所应当地把骑手区隔开来，我觉得这是需要讨论的。

我们只见过骑手在餐厅的特定点位取餐，却没见过他们穿着黄马甲或蓝马甲，在座位上吃饭消费。外卖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却在真正的社会生活里隐形了，在穿上外卖服的那一瞬间，变成了我们的“他者”。

（文章部分内容引起论文《男性外卖骑手性别气质的空间实践——基于对B市外卖骑手的考察》，作者贺灵敏、任昊股票2倍杠杆，2022）

外卖员贺灵敏任昊保安骑手发布于：北京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